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| 高岚、申荷永

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

高岚、申荷永

本文刊载于《学术研究》杂志2000年8月刊，原标题为“中国文化与心理学”，经作者授权刊出。

       我们曾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“心理学与中国文化”一文，表达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，来分析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，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。

那么现在，我们以“中国文化与心理学”为题目，我们的基本思路是，从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；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，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。我们拟就三个方面，来展开我们关于“中国文化与心理学”的思考。

一、为西方提供智慧——接触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
   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又被称作“智慧心理学”，是西方心理学家们对东方文化和心理学思想的一种追求。“西方的科技与东方的智慧”，是人们常常听到的。就心理学而言，实际上，西方学者们对“中国智慧”的神往，并不亚于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西方认知心理学的“迷信”。

“认知心理学”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的学院派主流，但是，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往往并不局限在“学院派”的掌控之中。且不说“人本主义心理学”一直是西方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补充，而作为心理学发展之真正主流内容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分析，包括心理卫生与心理教育，便一直在认知心理学涉及的范围之外，一直受着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影响。

可以这样说，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。在考西尼（R.Corsini）1984年出版的《心理学百科全书》中，便已经写入了有关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的词条。

在我们的理解中，东西方心理学并非强调东西方心理学的差异，而是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的沟通交流与整合。对于这一发展中的心理学领域，同样需要我们的理解。

若是把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，那么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把东方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传统，包括中国的儒学、道家、禅宗以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、伊斯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、日本的神道和禅宗等，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。

由于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这一概念主要是西方心理学家们提出来的，所以，它所强调的是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学习与理解。

早在60年代，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（G.Murphy）便已经开始关注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传统。随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，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潜能运动，东方的禅宗与道家思想迅速在西方传播。

我们考察了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出版的《人格心理学》专著，“东方心理学”开始成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章节。

比如，霍尔（Calvin S.Hall）与林哲（Gardner Lindzey）在其经典性的《人格心理学》新版的时候（1978），提出“由于人们对东方思想日益增长的兴趣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有关东方人格理论的内容，以及论述这种人格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。”于是，霍尔与林哲专门邀请后来以“情感智力”而闻名的东方心理学研究者高尔曼（D.Goelman），撰写了其中的第10章：“东方心理学”。

1996年，我们作为富布莱特（Fulbright）学者前往美国讲授“中国文化心理学”的时候，曾经与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心理系的格尔登·柏克（Gordon Becker）合作，一起为学生主讲“东方心理学”的课程。

格尔登·柏克是最早在美国大学开设“东方心理学”课程的教授之一。他自己坚持“坐禅”已经有20余年，其老师是曾经在60年代参与建立美国旧金山第一所禅院的大忍和尚（Dainin Katagiri）。按照其原来的教学计划，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印度的哲学与佛教，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。尽管他会提到中国儒学和道家哲学，但并非重点。

于是，我们的合作也正是从把“中国文化心理学”作为东方心理学的主流，乃至主要内容开始。整整一个学期的授课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。于是，我们开始邀请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开设“东方心理学”课程的教授们，一起研讨了“东方心理学”之课程设置与内容，以及东方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发展。

后来，我们前往曾经建立美国第一个“东—西方心理学系”的加州整合学院（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），并且与负责东西方心理学专业的莱朗（Leland van den Daele）博士一起合作，进行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的有关研究；同时为帕露·阿图（Palo Alto）的“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”（Institute ofTranspersonal Psychology）的博士研究生们讲授“中国文化心理学”。

当这些有关东方心理学的体验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联系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系统性的理解；当我们逐渐深入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与理解的时候，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的深层意义也日益呈现。

二、为智者提供灵感——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
   我们曾经读过一本《爱默生与中国儒学》的书，感叹不已。西方智者如爱默生，竟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。于是我们告诉自己，之所以如此喜欢爱默生，大概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内在的接近吧。

我们也会看到《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》的专著，作为近代数学大师、计算机原理的奠基者，竟然如此热衷于中国的《易经》，并且从中直接获得灵感，同样让人感叹不已。同样的故事有许多。心理学中也是如此，能够称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，如马斯洛，如弗洛姆，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，也都直言不讳从中获得灵感。

1.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

当马斯洛在创立其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的时候，他也勾画出了“东—西方心理学”发展的最初思路。马斯洛自己正是在借助于东方思想的基础上，来提出其“自我实现”主张的。伴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的个人潜能运动，东方传统的禅思与冥想（meditation）技术，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发展。

早在50年代，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形成的初期，马斯洛曾经在其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想法：“东方文明中的出世者，如禅师与和尚等，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情感上更加和谐呢？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。”

于是，马斯洛意识到：“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，就是如何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。”

在霍夫曼撰写的马斯洛传记中也提到，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韦特海默，马斯洛接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。那是在1942年前后，马斯洛听了韦特海默的著名讲座：“存在和行为”。其中韦特海默特别指出，西方心理学的偏见在于太看重“目标寻求”行为，需要学习东方思想家对人类经验中诸如游戏、好奇心、畏惧、审美乐趣以及神秘状态等“无动机的”和“无目标的”性质的重视。

韦特海默的“这一演讲对马斯洛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”，霍夫曼这样总结说。同时，霍夫曼指出，马斯洛这时还接触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文献。“马斯洛开始阅读论述东方哲学的书籍，尤其是关于中国道家的书籍。”

“超越性心理学”（Transpersonal Psychology）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，同时也是东西方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。马斯洛在20世纪60年代，便已经提出了“超越性心理学”的构想。后来，在美国的帕露·阿图成立了国际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，该学院随即便成为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国际中心。

1980年，沃尔斯（Rogers N. Walsh）等人主编了体系更为成熟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，取名为《超越自我》（Beyond Ego: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）。作者们把超越性心理学描述为：“旨在发展一种与健康和幸福有关的人类体验和行为的心理学。因此，为了实现人类的潜能，超越性心理学要整合西方的科学与东方的智慧。”

10余年后，他们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篇：《超越自我之路》（Paths Beyond Ego:The Transpersonal Vision）。在这新版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中，作者们强调了超越性作为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意义。其实，其中所反映的，恰恰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提出的人心与道心的结合所重视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

   2.荣格与分析心理学

瑞士心理分析家卡尔·荣格，是20世纪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，而他的突出贡献，充分反映着中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。在其自传《回忆·梦·思考》中，他曾以其童年对石头的冥想为其心理发展的重要开端。荣格后来知道，那是他与道的缘分，一种心灵的感应和沟通。

与许多西方的智者们一样，荣格对被称为“蝴蝶道者”的庄子从来都是心向往之。在其自传的最后一页，已经80多岁高龄的荣格，心有感触地说“老子说：‘众人皆明，唯吾独懵’，‘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我独泊兮，其未兆；沌沌兮，如婴儿之未孩；累累兮，若无所归。’这正是此时的我所感受的。老子是具有超然领悟力的典范，他能够体验到价值与整体，体验到一致性。于是，老子在其老年的时候，愿意回归其自身本来的存在，回归于那永恒而未知的意义之中。”这也就是荣格自传的结束语，于是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荣格与“道”的内在沟通。

荣格通过汉学家卫礼贤，充分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蕴，他被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地震撼了。荣格曾经这样说：“《易经》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；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，历久而弥新，仍然对理解它的人，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。”这是荣格对于《易经》的理解，以及他对于《易经》的情感表达。

荣格说，“任何一个像我这样，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，与《易经》的预见性力量，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，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，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‘阿基米德点’，而这一‘阿基米德点’，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”。

这个“阿基米德点”，是荣格对于《易经》的接受和理解，而这个“阿基米德点”，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。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：“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，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，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、在思考、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”。

荣格说，“维尔海姆的工作，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，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”。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，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。因此，在这种意义上，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，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学生。

3.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

   除了荣格、马斯洛之外，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乃至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影响是广泛的。我们仅在此选择熟悉的几位西方心理学家，作一综合性的描述。

与荣格和马斯洛同样具有影响的弗洛姆，曾经出版《禅与精神分析》，那是他从东方获得灵感的切实体验；其中弗洛姆对道家人格和思想的向往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即使是弗洛伊德，也会在他的著作中，借用或者是引用中国文化，从中获得启发。他本人也曾经在写给将其传记翻译成中文的章士钊先生的信中，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向往，其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：

尊敬的教授先生：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，无论是在您的祖国——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，还是为我们的《意象》杂志撰文，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，我都非常满意。我的讲义里引用的中国材料，出自大英百科（第十一版）的一篇辞条。

顺致崇高的敬意

您的弗洛伊德

1929.5.27

最近十几年来，加德纳（Howard Gardner）的智力新理论一直是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发展之一。加德纳本人是目前美国认知心理学的主要代表，但他的研究和理论，以及他目前研究与发展的方向，皆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呼应。

他本人曾于1987年访问中国，随后不久他在美国《今日心理学》上发表了“我们应该从中国学习教育吗？”一文，详细描述了他所感受的中国文化及其影响。1989年，他出版了《敞开心灵：中国对解决当代教育困境的启迪》一书（Gardner H.1989），更加全面地论述了他从中国文化中所获得的心理学意义。

高尔曼（Daniel Goleman）曾经在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，进行关于情感智力的研究，并且于1995年出版了《情感智力》一书，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。当我们与高尔曼博士通讯和交往之后，才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“东方心理学家”。他曾经深入地研究佛教心理学，对于中国文化，尤其是道家的心理学思想传统尤为倾心。

黑尔曼（James Hillman）是当代“原型心理学”的主要发展者，其著作等身，多有真知灼见，影响深远。我们曾与他交往多年，听他本人的演讲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对于中国文化，对于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，黑尔曼从来都是充满感慨与感激。正如他本人所说，那中国的太极图就是一种永恒的原型，永远都散发着启迪人心的灵光。

当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托马斯·科茨（Thomas Kirsch）与默瑞·斯丹（Murray Stein，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下任主席）等人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在1994年访问中国的时候，所演讲的题目便是“中国的道与分析心理学”。

1995年8月，我们曾受邀前往瑞士苏黎世，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。与会者超过500人，来自世界各地，表现了目前国际间分析心理学或荣格学者的强大阵容。

尽管这些分析心理学家遍布世界各地，其各自所使用的语言和研究兴趣都有着很大的差异，但是，他们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追求。

大部分分析心理学家，都是把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，作为自己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。我们曾经在1998年12月组织与主持“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”，与会中外学者80余人。会议所收到的几十篇论文，正是对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总结，正是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反映，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的体现。

瑞策玛（R.Retsema）博士曾任爱诺思基金会（Eranos Foundation）的主席40年之久，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，爱诺思《周易》版本的主要翻译与撰写者。而“爱诺思”本身，即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家，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纪念碑。

申荷永与鲁道夫·瑞策玛在爱诺思

“爱诺思”（注：爱诺思：Eranos，国际著名基金会，欧洲东—西方文化研究中心，位于瑞士阿斯科纳。）这个名字在西方具有东方的象征性意义，因为从其孕育和产生之日起，她便与中国文化，尤其是《易经》，结下了不解的渊缘。

爱诺思的创始人奥尔加·弗罗贝—卡普泰因夫人（Olga Froebe-Kapteyn），最初正是由于对《易经》的兴趣，邀请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或《易经》学者聚会，如理查德·维尔海姆（Richard Wilhelm）、鲁道夫·奥图（Rudolf Otto）和卡尔·荣格等，为爱诺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每年都要举行的“爱诺思圆桌研讨会”，早已成为国际上东—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，也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，影响世界的见证。

三、为心理学立心——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

我们在“心理学与中国文化”（注：申荷永《心理学与中国文化》，载《光明日报》1997年3月1日。）一文中曾经说过，西方的心理学家将中国作为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，在追求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；而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则是在“念佛生西方”，将心理学单纯作为源自西方的科学。

所以我们认为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能因为引进了西方的“psychology”，接受了西方的“mind”，而丢弃或忽略了自己的“心”。在我们看来，惟有“心”与“脑”的结合，才会产生真正的心理学的智慧，也才能够有真正的人性的思维。

实际上，通过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努力，当代的心理学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躯体，并且五官俱全，也有了一个注重认知的头颅。但是其所缺少的，正是一颗“心”。而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中，所蕴含的也正是这种“心”的意义。

若是说我们心理学的目的是增进人对其自身的认识，那么这种认识的目的，应该是为了自我或自性的发展。自我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整合性的发展，这是我们的一种理解和信念。我们不但要发展我们的Ego，而且要发展我们的Seif；我们不但要发展我们的头脑，而且要发展我们的“心”。

于是，一种为了人的整合性发展的心理学，也应该是一种自身具有整合性的心理学。因而，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。

当我们初次读到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的《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》的时候，便曾经为我们对于心理学整合性发展的期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在其著作的“结论”中说：“当这本书的第一版约20年前出版的时候，我们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，认为未来心理学家的任务，是最终发现一种能整合一切观点于一体的统一的原理。”

但最后他们谨慎地说：“心理学的遥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难说。就近期而论，似乎这一领域的研究将继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，重点经常转移，定义性的观点、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。因此，我们只能总结说，心理学在保留这些特征时将反映出人的本性。”

若是心理学能够真正反映出人的本性，那么这种心理学就必然是一种整合性的心理学。

在准备“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”的时候，我们为大会设计了一个会标，取自汉字“思”的象形，上面为“头”，可比喻为西方心理学，下面为“心”，可象征中国文化心理学。

我们在大会上也专门为此作了一个说明：东西方文化，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，既有明显的不同，又有潜在的一致性。作为其不同，可以成为我们相互学习的理由，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与交流来相互补充；作为其潜在的一致性，可以作为我们共同努力与探索的目标。

这正如分析心理学的目的，追求一种对人类心理的整合性的理解，并且致力于促进这种整合性的发展。

尽管会议的主题是东—西方心理学的对话，但是我们以“思”为象征，所强调的并非是东—西方的差异，而是其中的统一性或整合性；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心理学，以及我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追求，也在于其中的统一性与整合性。

《易经·系辞》中注解“咸卦”之感应时说：“天下何思何虑，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，天下何思何虑。”其中所包含的意蕴，也是一种理论的整合性，也是心理学的整合性意义。

我们希望，心理学的这种整合性发展，将真正体现东西方心理学的价值，将真正成为一种反映人的本性的心理学。

于是，我们在国外以“Psychology of Heart”（“核心心理学”）来讲学的时候，不仅仅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，同时，也是想以此题目，来引发西方的心理学家们，对于自己本心及心灵的重视。

这心，是人类之心，是人类所禀赋的天地自然之心。

因而，这心是同一的，这心具有统一性。当我们的心理学真正拥有了这心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拥有了一种统一的整合性的心理学。